二十四、压惊工作

    南非的治安问题日益严重，压惊工作也就十分艰巨，无数恐怖的事实真相，通过求医者越来越多地沉甸甸地压在各位心理医师的心里，这是个“Even shrink need shrink”（心理医师也需要心理医师）的国家。

    一些“意志薄弱”的知识分子在呼吁政府要把治安当头等大事来抓而得不到回音时只能“再度流亡”了。

    南非前外长的儿子，长期流亡在国外，直至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后才回国的黑人心理博士恩佐，在主流媒体星报上发表了震撼全南非人的“再度流亡”的文章。他写道：“犯罪是比种族迫害更可怕的事！”文章叙述了他在心理诊所工作期间，亲耳目睹一些受害人的骇人听闻，如谋杀、抢劫和母女两人在相隔几步远的地方同时被几个人轮流强暴，其中还有不少警察前来求医，如南非的治安仍不改善，他说他宁愿“再度流亡”。

　　

　　在恩佐博士发表文章不久后，另一篇夺人眼球的文章出自南非现外长朱玛博士之手，标题为“外国的草不比南非的更绿！”。女博士写道：“不理解恩佐博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国外也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世外桃源，…..因为，先前一些移居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南非人纷纷重回南非。”

    当地人说：“正是因为恩佐不是官，是博士，又是个心理博士，才会在民主当家的时刻选择‘再度流亡’。可惜在如今这么需要心理医生的这个国家里，唉！总之，南非失去他了。”

    南非的心理治疗非常普及，有钱人有自己各专科的医生，中等收入人士会去心理诊所治疗及舒解压力，普通百姓寻求提供免费服务的社会问题咨询专家和各心理治疗机构，所有的生活类报刊都开辟心理专家咨询问答栏目，在监狱，政府也为犯人提供心理治疗，尤其在青少年的教养所。

　　

　　南非前警察总署署长和他十六岁的儿子，在自己家门口遇到劫车抢匪，当媒体采访他时，他第一句话就是要先送受到惊吓的儿子去看心理医生。南非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和拳击冠军被匪徒开枪击伤后，在治疗枪伤的同时接受心理医治。

    南非人似乎很矛盾，他们一方面感情脆弱，“吓勿起”，不管大事小事都要请教心理医师拨乱反正。另一方面，作为各种抢劫事件和强暴案例等被害人，他/她们都“敢讲”，敢于站出来指正罪犯。

    其中有被抢劫者、暴力殴打者、被强暴者、被乱伦者、被奸杀未遂者、被强奸后感染到艾滋病者，他/她们不怕暴露自己身份导致以后罪犯的报复和日后案例对自身会产生何种不良影响。

    一位国会女议员在两年前一次国会会议上坦承自己女儿得了艾滋病，这是南非首位透露自己亲人感染艾滋病的高官。之前，一位官方发言人在电视上看着他一天天地憔悴，最后一次出来时，消瘦的已不成人形。民众还没发声音说什么，一些媒体心虚又口齿不清地为其辩解，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行为实在很可笑。随着女议员的自曝行动之后，卫生部长等人也开始表示自己有亲戚得了艾滋病。



　　一位在司法局担任重要职位的妇女在遭到几个暴徒的强暴后，她说在等待艾滋病感染检查报告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但在法院审判嫌疑犯时，她亲临法院当面认证。

    艾滋病像瘟疫一样地在非洲大地迅速蔓延，南非已有530万人为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据南非金山大学的最新调查发现，女性更容易感染艾滋病，南非20至24岁的女性中，每四人中就有一个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而在今后的两、三年里，将有60万名儿童因父母感染艾滋病死亡后将成为孤儿。艾滋病让南非人的平均寿命从68岁降到现在的36岁，现今4446万个南非人中有50%是19岁以下的小孩子。

    而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南非卫生部长说：“我们庆幸，因为仍有90%的人还没有感染艾滋病？”（不到一年，患病率上升到了12%）。

　

　　南非各民众组织多次呼吁政府发放艾滋病者负担不起的昂贵药品，曾在2004年大选前提出“不发药，没选票！”。直至2004年4月1日，政府终于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向艾滋病患者发放免费药。

    华人们常说：在南非商机多，生存容易，但治安差。气候宜人，空气新鲜，不容易生病，但艾滋病泛滥。南非废除了死刑，但由于监狱里鸡奸和性虐待非常严重，监狱犯人艾滋病患者高达41%。因此，进监狱的任何犯人都有可能被性侵犯后感染艾滋病，从而得‘死刑’。

    在南非住，我们一度很恐惧这个黑死病，看到医院急救室里的医生都带着像电焊师傅戴的那种双层面罩，给病人急救，就知道有很多时候健康人也会被意外感染的。自己公司的男、女员工，朋友家里的女佣、园工，几星期没来，后被他们家人告知已经“Gone！”（死了），大家就猜是不是得了艾滋病？

　

　　我有一位津巴布韦客户，他们俩夫妻每次总是一起来采货，两星期一次，但有次见到的却是他和他的儿子，问候他太太，那客户说：“我太太死了？”

    “啊！”我大惊失色，

    “她被蚊子叮后感染了疟疾。”

    “蚊子，叮死人！”我还想问下去，

    “在我们那里，这种事根本不稀奇。”他打断我，“这种款式的包，你给我什么价钱？”他平静地选货，讨价还价，同每次来时一模一样。

    后来，他同乡告诉我，他老婆是得艾滋病死的，“真的！”，我听后，吓呆了好长一会儿，不断地胡思乱想，她老婆来时，旁边有没有蚊子在飞？手上有没有被割破的伤口？尽管知道这两种途径被传染的机率极小，但是和死去的艾滋病人零距离地接触过，心里总是有点吓佬佬。

　　

　　那南非的中国移民中究竟有没有人得了艾滋病？没有证据不好乱下结论。只知道有次《侨声电台》做一个艾滋病知识讲座后开放call in，据说那位专家几小时内的咨询电话就接不完。

    也正是由于艾滋病在南非泛滥的原因，每个和当地男女交往的中国人都很小心，尤其是男人，虽然南非各类风月场所明的暗的后门敞开，里面各国的美女个个年轻漂亮迷人，但艾滋病毕竟让人恐惧，再美丽的‘波斯猫’也没有了吸引力。

    11年前，有位白人妇女在约堡的一家孤儿院里领养了3岁的黑人艾滋病儿童罗西，在2000年德本世界艾滋病大会上已经11岁的小罗西用稚气的英语大声喊着：“你们不用怕我们，你们不会因为拥抱我们，亲吻我们，你们就会被感染艾滋病。”

    一年后，我们看到骨瘦如柴的小罗西对养母哭喊着：“妈咪，我肚子好痛，我不要再拉肚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