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出现的各项发展中，我毫无困难地挑选出一项该时期的最重要发展：民主的兴起。这并不是说其他的发展不重要。但我认为，人们在遥远的未来回顾本世纪发生的事件时，他们会发现，必须把民主制成为占优势地位的政府形式置於最重要的地位。

　　到二十世纪，民主才成为任何国家政府应具有的“常规”形式，无论这个国家是在欧洲、美洲、亚洲或非洲。民主是一种普遍性制度，这一观念非常新颖，而且实质上是二十世纪的产物。国家必须通过民主制才能适应社会需要。将民主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具有不同历史、文化和富裕程度的数十亿人，这的确是一项惊人的变化。

　　正是在本世纪，人们终於接受“所有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成人”，不仅包括男人还包括女人。今年一月我见到一位非常出名的女性 ---- 瑞士总统露丝·德雷佛斯，她使我回想起仅在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瑞士妇女还没有投票权。我们终於认识到，民主的普遍性就像善行一样，是没有限制的。

　　我们一定要清楚认识到，民主已成为当今世界中一种处於优势地位的信念。在世界各国尚未全部接受民主观念、也未全部采用民主制的情况下，民主制现已被普遍地认为是一种正确的制度。诋毁民主和反对民主的人，现在完全处於守势地位。

　　认识到民主是一种普遍适合的制度，并且正在成为一种普遍价值，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伟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这就是我们讨论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时所处的大环境。

　　压倒性的证据证明，快速发展经济需要一种友好的经济环境，而不是一种严厉的政治制度。

　　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一项重要规律，即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新闻自由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任何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

　　在防止经济与社会灾难方面，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普遍扮演了正面角色。在正常情况下，人们也许不会怀念民主的这种工具作用。如果因为某种原因，经济情况恶化，民主制度所具有的政治鼓励机制，就会发挥巨大的实际作用。

　　民主的价值在於它具有的许多优点：第一，自由与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第二，在促使政府对公众需要负责方面，民主提供政治鼓励机制的工具重要性；第三，民主对於形成价值观、理解公众需要、权利和职责的建设性作用。

　　甘地提出非暴力是普遍价值的观点时，他没有说任何人都认为非暴力是自己的行动准则，而只是说任何人都有充分理由认为非暴力有价值。与此类似，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遍价值时，也没有说所有人都接受这项原则，而是说所有人都有足够理由接受它，他对这些理由作了大量探索、说明和讨论。

　　民主的价值包括其在人类生活中的天然重要性，在产生政治鼓励机制方面的工具性作用，以及在形成社会价值，在了解民众需求、权利、职责方面的效力和政策可行性方面的建设性功能。这些优越性并不具有地区性特徵。崇尚纪律与秩序也不具有地区性特徵。价值的多元性似乎是大多数，甚至是所有文化的特徵。

　　要强调民主的功能性作用，它是当今世界的民主制赖以立足的基础。我已经指出，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析民主，具有强大的说服力，而且不受地区的局限。民主是一种普遍价值的主张，其最终的理由就来自这种分析。这就是本文讨论的核心。如果从来自不同历史背景的、假想的文化忌禁或假设的文明先决条件出发，就不可能得到这一结论。

　　附：阿玛蒂亚·森的重要思想

　　在《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以自由看待发展》两本书中，森指出，贫困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更多地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森采用权利的分析方法，将贫困、饥荒问题与权利紧密相连，提出相当多的人的权利被剥夺才会导致大饥荒。从权利角度认识贫困和饥荒问题，把这看似单纯的经济学问题与社会、政治、价值观念等因素综合考虑，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仅从经济看问题的角度，使经济学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刻。通过对饥荒与经济、社会机制的分析，他的研究说明经济活动背后离不开社会伦理关系。这是他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也因此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

　　阿马蒂亚·森以大量资料和经验研究为基础，证明现代以来虽然饥荒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缺乏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家具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人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意识到民主的重要。